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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为何打“周徐苏令”

时间:2014-12-27 13: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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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有诗云: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距离一个政治事件太近,只是容易模糊掉大背景,陷入某些边角料。
冬至夜那个热腾腾的话题无需赘述。如果把2014年落马的四个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放在一起,可以发现,每个案子,意义均不一样。
周永康一案,敲打官场,最大的一点,是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。

无论是石油帮,还是周手下的秘书党,最大的特点,就是攻守联盟,一损俱损、一荣俱荣。而在政治上,则完全以派系来定义“谁是我们的朋友,谁是我们的敌人”,而无视大局。

这在历史上,并非没有先例,唐朝的牛李之争,北宋的洛党、蜀党之争,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,多少政治衰败,源于党争之祸。山头主义,在很大程度上,是党争在政党政治下的变种。最大的危害,是损害党内统一,这对于要求统一的政党来说,等于是个“定时炸弹”,必须拆除。

徐才厚一案,敲打的是军队系统。

党、政、军,是国家机器的三大系统。虽说,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徐才厚,都是党内“大老虎”。但相对而言,徐才厚主要属于军队系统。军队系统,长期以来,有效的监管力量缺乏。军队的纪委,仅为正大军级,而七大军区级别均高于军队纪委。更别说四总部总长,兼任中委委员。而徐才厚身居军委副主席,更是缺少相应的监管。据媒体报道,已经落马的谷俊山,正是与徐才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才敢如此肆意敛财。

如此格局,军队反腐怎么进行?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肆无忌惮,与监管缺失不无关系。不久前,军队审计署升格,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,无疑是要破除这种现象,以中央军委直管的制度设计,强化监督。

苏荣一案,利剑所指向的是“一把手”和买官卖官。

如果和白恩培案合观,意义更明显。白恩培所牵涉的,无论是张田欣,还是孔垂柱,或是沈培平,很大的一点,就是买官卖官。说白了,高级官员向封疆大吏贿赂、送礼,谋求晋升;而一把手手握重权,能够掌控人事变动。这两者的耦合,就引出了买官卖官这个历史性难题。中央巡视组在多个省份的巡视意见,均把一把手监督和买官卖官摆放在一起,意义再明显不过了。

苏荣亦是如此。据报道,其妻多次染指稀土矿产,不少江西省内高级领导以贿赂其妻的方式,变相贿赂苏,以此获得苏信任和提拔机会。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,江西萍乡两届原市委书记陈安众和陈卫民,均与苏荣关系密切。

令计划一案,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山头主义,更是指向家族腐败。

多数人注意到了令所牵涉的山头主义和圈子主义,这个在早前更大的周案中就已显现。此次,无非是再次警示。而更大的信号,则是指向家族腐败。

一个政党,要解决好的是精英的素质。精英的素质,决定了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水平。素质需要有德,也要有才。能够官至省部级,很少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干,走上这个位置的。但是,大部分落马的高官,都是德出了问题。而所谓德,既有政治伦理,也有私人伦理之分。政治伦理,用党内语言来说,就是党性: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,是不是对党忠诚,是不是为官有位且有为等。私人伦理,这是整个官场最大的问题。

私人伦理的涵养,离不开一个好的家庭。所谓修身,才能齐家,才能治国,才能平天下,这本就是传统治道。这也是习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原因,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,就在于儒家很好地解决了私人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对接,化家为国。中纪委在发布令的通报之前,有两个铺垫,一个是申维辰,一个是金道铭,均被“双开”的理由中有一条,便是“通奸”。换言之,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,私人道德就已经有亏了,还怎么谈做官之道?这是中纪委以这两个作为令“落马”铺垫的原因。而反观令,令氏一族,身陷家族腐败,令政策、令完成、令计划等相继落马,是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的一个反面。

所以说,破而后立,反腐,不仅是为了震慑,更是为了重塑政治生态。

一个名叫计划的有变,但中央的计划并没有改变,这是这一届执政集体的历史使命。其意义就在于借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伦理,让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,防止家族成员,借国之重权敛财、弄权,这是廓清政治污垢、涵养政治生态的重要一环。这才是令案,对于整个官场,乃至执政党,最大的信号。

周案出来之后,有人曾猜想,反腐何处是尽头?无论是之前的徐案,还是之后的令案,都揭示出反腐和作风建设一样,没有休止符。无论是身居庙堂的“大老虎”,还是人处江湖的各种“掮客”,该打的,绝不会松手,该查的,也绝不会轻易放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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